2009年4月18日凌晨三点，北京朝阳医院内科病区走廊里灯光昏黄，值夜班的护士王晓慧推门查房，看见83岁的江腾蛟靠在病床上，左手握着一团灰绿色的旧布。那块布颜色黯淡，却被他抚得一尘不染。
护士轻声提醒他睡一会儿，老人却摇头，“我怕一合眼，醒不过来了，还没把事办妥呢。”声音嘶哑，却透着倔强。直到这时，年轻人们才意识到他口中的“事”，竟是一套尘封多年的55式将官礼服。
江腾蛟，1916年生，19岁入伍，齐腰深的稻田里拔过刺刀，也在零下二十度的长白山坚持过埋伏。1949年开国大典，他才33岁，站在天安门城楼下警卫方阵的最前排。六年后授衔，他领到那身呢子料新军装，只说一句：“像钢板，穿着踏实。”
授衔典礼过去不久，他把袖口让裁缝细收了一指宽。战友取笑他讲究，他闷声回一句：“袖子太肥，冲锋跑不动风阻大。”这股钻劲儿伴了他大半生，也把他送进了历史的暗礁。
1967年，南京某军区机关会议上，江腾蛟因政治态度被指“保守”。为了自证清白，他主导批斗会，下手不留情。台下的许世友冷眼旁观，心中暗记。谁都没料到，风向一转，他本人也被按上“现行反革命”帽子，1975年送进秦城。铁门“咣啷”一声合上，他习惯性立正，弯腰的角度竟与当年批斗对手时别无二致。
狱中岁月漫长，灰墙、铁窗、寂静的脚步声，如长夜难尽。可最折磨他的，不是枷锁，而是脱下军装的那一刻。看守老赵回忆，“老江摸着自己囚衣，嘴里一直嘟囔：‘没肩章，没腰带，走路都没准头。’”
1978年落实政策，他获释复员，被安排在小汤山干休所。组织上发了新式军服，他却放进衣柜角落。每逢重大节日，他偏要把那套缝满补丁的55式翻出来，扣好腰带，对镜慢慢立正，像在检阅昔日荣光。朋友笑他迂腐，他只淡淡一句：“衣服没错，是我错。”
2009年春天，病情急转直下。医生会诊后判断，胃癌已扩散至肝部，化疗意义不大。老将军提笔写了份申请，请求中央允许他临终前再穿一次55式军装，“以示对党的最后敬礼”。几个字写得用力过猛，纸张都被墨水浸透。
院方通过干休所将申请送往总政老干部局，再辗转呈报中央军委。外人以为不过一件小事，可对组织而言，此人曾有严重历史错误，批不批准并非例行公事。讨论会上，一位军委老首长说：“当年他有错，可功劳也真。现在是临终心愿，给吧。”另一位补充，“让历史归历史，活着的人要有胸怀。”
三天后，批复抵京：“同意江腾蛟同志在临终告别仪式上着55式将官军服。”批复简短，却字字郑重。消息送到病房时，老人正倚枕闭目。听见“同意”二字，他猛地睁眼，像在行军途中听到出发命令。
护士与老伴小心翼翼地为他穿衣。呢子料早已失去光泽，却被刷洗得纹理分明，三颗金星在白炽灯下泛冷光。腰带扣好，袖长恰到好处——61厘米，不长不短。老人摆臂两次，做了一个标准的稍息动作，随后轻声嘟囔：“正合适。”
当晚七时许，心电监护仪频频报警。医生赶到床边，只听他用极微弱的声带说了句：“报告组织，江腾蛟归队。”短促呼吸戛然而止，指针成了直线。护士记得，他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，像一名完成最后口令的老兵。
灵堂设在八宝山。棺盖覆上党旗，人们发现，军装左胸内衬缝着一块蓝灰囚衣布，线脚细密，居然绣了个极小的“悔”字。老部下陈林抖了抖眼角的泪：“他这是提醒我们，别忘了教训。”送灵车经过原南京空军大院旧址，半空一阵旋风掠过，旌旗猎猎，似有无形军号在吹响。
火化时，呢子料遇高温发出噼啪声。工作人员说，那是老式军装里残存的硝烟与汗渍在燃烧。多年战火与风雨，最终化为青烟，飘散天际。
江腾蛟的遗物不多，一枚破香烟壳里夹着一行字：“军装在，警醒在。”生前的功过，是非谁都说得出，但那袭旧军服，像一把锈刃，映出一个甲子的风云。有人评价，他最后的请求看似微不足道，实际是一名老兵用生命完成的自我审判——请允许我把军功章和过失一起带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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