昆明配资炒股为供奉佛螺髻发舍利、祈求国泰民安而建
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吹雪帝】

《太平年》热播，让五代十国这段相对“冷门”的历史回归大众视野。

钱镠所创建的吴越国定都杭州，以保境安民、善事中原、崇佛重文、务实兴邦为立国纲领，在不足百年的统治周期内，完成了杭州从江南郡邑到东南都会的历史性跨越。那么，吴越留给杭州的，除了流芳百世的纳土归宋，还有别的“遗产”吗？

奠定城市格局与千年文化遗产：西湖与钱塘江的水利工程

杭州作为区域性核心城市的地位，肇始于吴越国。在吴越立国之前，杭州虽为江南要郡，但城市规模有限、空间布局零散，受钱塘江潮患与西湖淤塞制约，发展潜力难以释放。钱镠及其后世继承者秉持因势利导、顺应自然的城建理念，打破中国古代都城传统的中轴对称规制，依托杭州山水相依、江湖共生的地理特征，构建了影响后世千年的城市空间框架，这一格局至今仍是现代杭州城市规划的核心依托。

笔者摄于杭州方志馆：杭州建城简史图

吴越国先后三次大规模扩建杭州城，形成了“夹江而筑、环湖而兴”的都城形态，城区范围涵盖今杭州上城区、下城区核心地带及西湖东岸区域，确立了“三面云山一面城”的经典城市风貌。

《吴越备史》卷一明确记载：“王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余万众，新筑罗城，自秦望山，由夹城东亘江干，洎钱塘湖、霍山、范浦，凡七十里。”大顺元年（890）首次修筑夹城，“环包氏山，洎秦望山而回，凡五十余里”，城北抵今长板巷，南至秦望山，初步拓展城市防御与生活空间。

另据《海虞钱氏家乘》记载：“景福二年（893）修筑罗城”，“城门凡十，皆金铺铁叶，用以御侮”，形成后世所称“腰鼓城”形态，城区范围远超隋唐时期。此次筑城后，杭州户数由唐元和年间的5.4万户，（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十五）激增至吴越晚期的10万余户，人口突破50万，成为东南第一大城。（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十三）

笔者摄于杭州博物馆：南宋杭州城市布局图

此外，钱镠还摒弃了中原王朝规整划一的坊市布局，首创坊巷制城市管理模式，突破先秦以来坊市分离、宵禁严格的制度桎梏，将居住街区与商业空间有机融合，为百姓生活与商业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《梦粱录》卷十九记述的吴越这一制度创新直接影响了两宋城市格局，催生了南宋临安城夜市繁盛、商铺林立的繁华景象，也为现代杭州老城区街巷纵横、商居交融的空间形态埋下伏笔。如今杭州清河坊、中山中路、南宋御街等历史街区的街巷肌理，仍可追溯至吴越国坊巷制的规划逻辑。

同时吴越国以杭州为西府、越州为东府，构建“一军十三州”的区域治理体系，确立了杭州在浙东浙西的政治、经济、交通中心地位。这一定位被后世王朝继承，尤其是南宋定其为行都临安，现代杭州则成为浙江省省会、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，城市核心地位的历史溯源，正是源于吴越国的城市规划布局。

然而这样的城市布局，必定要以“保境安民”为首要前提，于是随着吴越的建国便将城市建设与西湖生态治理深度绑定，首次系统性开展西湖疏浚与环湖开发，修筑湖堤、清理葑泥、增设水闸，将西湖从自然湖泊改造为兼具供水、灌溉、景观功能的城市核心水利系统。

《钱氏家训》卷五言道：“无水即无民”，而后世的宋代苏轼也对其功绩作出了肯定，在他《乞开杭州西湖状》称：“自钱氏有国，置撩湖兵。”由此才彻底解决西湖淤塞问题，自此西湖成为杭州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奠定了“城湖共生”的发展模式。

这一模式贯穿宋元明清，直至现代杭州“西湖申遗”“西湖综保工程”的实施，始终遵循吴越国确立的城湖协调发展思路。可以说，现代杭州“世界文化景观遗产”的核心载体——西湖的空间形态与功能定位，其根基由吴越国夯实。而现代西湖引水工程、西溪湿地生态补水工程，本质上是对吴越国水资源统筹利用理念的当代实践。

笔者摄于浙江省博物馆：吴越兴修西湖水利史料铭文

但比起西湖来，钱塘江的水流量更大，其工程难度也更加艰巨。

钱塘江潮患是古代杭州城市发展的最大自然威胁，《敕修两浙海塘通志卷二十》载：“唐大历八年秋七月大风海水翻潮溺民居五千家船千艘。”

钱镠随后主持修建的钱氏捍海塘便是中国古代海塘工程的里程碑。《吴越备史》卷二载：“八月，始筑捍海塘。”该工程采用石囤木桩法，以巨木打桩为基、竹笼装石固堤、条石砌筑堤身，堤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（约113公里），高约3米，自六和塔至艮山门绵延百里，动用军民20万，彻底终结了杭州城受潮水侵袭的历史。

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，考古人员还发掘出的钱氏捍海塘遗址，木桩、竹笼、条石结构保存完好，其工程技术被《宋史·河渠志》收录：

“浙江通大海，日受两潮。梁开平中，钱武肃王始筑捍海塘，在候潮门外。潮水昼夜冲激，版筑不就，实石于竹笼，倚叠为岸，固以桩木，环亘可七里。斩材役工，凡数百万，逾年乃成；而钩末壁立，以捍潮势，虽湍涌数丈，不能为害。”

此项工程也成为后世海塘修筑的范本。现代钱塘江标准海塘建设，在堤线选址、防冲结构设计上，仍借鉴了钱氏捍海塘的核心技术逻辑。

可见，吴越国将水利工程视为立国之本，开展了中国古代江南地区规模最大、技术最先进的水利建设工程，为杭州构筑了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，其水利遗产至今仍在发挥防洪、排涝、灌溉的实用价值，成为现代杭州城市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笔者摄于浙江省博物馆：吴越兴修钱塘江水利工程图

缔造宗教文化地标：铸就杭州“东南佛国”金名片

吴越国历代君主奉行信佛顺天、崇佛安民的文化政策，在杭州大兴土木、广建寺塔、开凿造像、刊刻佛经，使杭州一跃成为全国佛教复兴中心，赢得“东南佛国”的美誉。

笔者摄于杭州博物馆：东南佛国宣传栏

尤其是钱塘四塔——雷峰塔、保俶塔、六和塔、白塔，是中国古代佛塔建筑的杰出代表，至今仍是西湖文化景观的标志性建筑。雷峰塔由钱俶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（977）建成，初名皇妃塔，为供奉佛螺髻发舍利、祈求国泰民安而建。

笔者摄于雷峰塔，考证吴越国佛教相关史料

近年来随着雷峰塔地宫考古还发掘出了银质阿育王塔、鎏金铜佛像、秘色瓷等文物50余件，其中银阿育王塔通高35.6厘米，是吴越佛教工艺的巅峰之作。

笔者摄于浙江省博物馆：阿育王塔宣传栏

保俶塔始建于吴越初年，历经修缮仍保留五代形制，屹立于宝石山巅，成为西湖视觉标志。六和塔是钱俶为镇伏江潮而建，兼具宗教与水文观测功能，塔内雕刻花卉、鸟兽、人物图案多幅，工艺精湛。

白塔位于钱塘江北岸白塔岭，为五代吴越时期建造的仿木结构楼阁式石塔，与六和塔隔江相峙。塔身通高14.4米，采用白色太湖石材砌筑，八面九层形制，每层雕有133尊佛教造像，体现了五代吴越国佛教建筑艺术精髓这四座佛塔与西湖山水相融，构成“一湖映四塔”的经典景观，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申遗的核心要素。

除佛塔外，吴越国在杭州开凿烟霞洞、天龙寺、慈云岭等石窟造像群。其中慈云岭造像为钱弘佐为护佑国家创建资延禅院（又称资贤寺）时所雕凿的皇家石窟。岩壁造像有大小两龛，主龛内雕“西方三圣”等七尊造像，小龛为地藏龛，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而灵隐寺、净慈寺、径山寺等名刹在吴越国时期得到大规模扩建，钱镠赐灵隐寺“灵隐新寺”匾额，使其成为江南禅林之首，至今香火鼎盛。

笔者摄于杭州博物馆：灵隐寺史料宣传栏

培育经济产业基因：赋能杭州千年商贸繁荣

五代十国时期，中原战乱频仍，经济凋敝，而吴越国秉持保境安民、轻徭薄赋、鼓励工商的经济政策，营造了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，推动杭州从农业郡邑向商业都会转型，培育了重商、开放、务实的产业基因，为现代杭州产业发展奠定了历史根基。

农业方面，吴越国大规模修筑圩田，杭嘉湖平原成为全国核心粮食产区。钱弘佐在位时，国库储粮“可支十年”，同时推广蚕桑、茶叶种植，杭州成为江南丝织业中心，“锦工二百余人，专造宫廷用锦”，丝织品工艺精湛，号称“越罗吴绫”。《吴越备史卷三》记载：“钱俶向宋进贡丝织品，一次即贡“绫罗锦绮二十八万余匹，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”，足见产量之巨。现代杭州龙井茶产业、丝绸纺织产业的产能增量以及历史溯源，都可直接追溯至吴越国的农业与手工业布局。

笔者摄于浙江省博物馆：吴越国贡表

手工业领域，吴越国越窑秘色瓷烧制技艺登峰造极，钱氏王陵、雷峰塔地宫出土秘色瓷，胎质细腻、釉色如冰，为皇家御用珍品。《十国春秋卷八十二》载：“秘色瓷，钱氏有国时，越州烧进，不得臣庶用。”其烧制技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成为杭州文创产业的核心IP。

此外，造船、金银器加工、制盐等行业高度发达，吴越水师装备“猛火油柜”，《吴越备史卷三》载：“火油，得之海南大食国，以铁筒发之，水沃，其焰弥盛”，展现出领先的手工业技术水平。

笔者摄于浙江省博物馆：吴越青瓷

商业贸易上，吴越国打破坊市界限，《乾隆杭州府志卷三》记载吴越时期杭州城内“骈墙二十里，开肆三万室”，由此杭州港成为东南沿海重要外贸口岸，出土的文物，印证其开放的贸易格局。

这种重农、重商、开放、包容又勇于研发高科技的水利、科技基因不仅被宋继承并推向顶峰，也塑造了现代杭州民营经济活跃、数字贸易领先、对外开放程度高的经济特质。如今杭州作为中国电商之都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，其商业繁荣的历史逻辑，正是吴越国农商并重的传统在当代延续。

传承精神价值内核：涵养杭州城市品格

吴越国不仅留下了物质与产业遗产，更凝练出保境安民、忠义报国的精神内核，涵养了现代杭州的城市品格与市民精神。

保境安民是吴越国的核心执政理念，钱镠在位期间多次减免赋税，在乱世中守护江南一方太平。苏轼《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钱氏表忠观碑》中赞赏道：“吴越地方千里，带甲十万，铸山煮海，象犀珠玉之富，甲于天下，然终不失臣节，贡献相望于道。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，四时嬉游，歌鼓之声相闻，至于今不废。”

这一理念转化为现代杭州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城市建设始终聚焦民生保障，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公共服务提质，从生态环境改善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，无不彰显着民生为本的价值追求。

笔者摄于钱王祠：钱氏表忠观碑

这样的鲜明特质，无论是因势利导的城建规划、石囤木桩的海塘技术，还是突破规制的坊巷制度，均体现出不尚空谈、因地制宜的务实作风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。司马光对钱镠筑塘时以工程技术破解潮患难题，曾在《资治通鉴》评价称：“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塘，广杭州城，大修台馆”，肯定其务实兴邦的举措。

钱氏政权协调人与自然、中原与江南、佛教与本土文化、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，实现了生态和谐、文化融合、社会稳定。现代杭州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推动城湖共生、山水相融，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宜居城市；同时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，积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，传承吴越国和合共生的治理智慧。

笔者摄：夕阳下的西湖

然而，钱氏之所以能流芳百世，不仅是因为给杭州留下了城市治理理念，其纳土归宋的举动更是吴越国的历史抉择。钱镠遗训：“善事中国，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。”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，钱弘俶遵照祖训纳土归宋，“将一军十三州土地、户籍、兵籍悉数献于宋廷”，不战而降，避免战乱屠戮。这一忠义担当塑造了钱氏家族顾全大局、爱国奉献的价值取向。